近日,由甘肃省文物局、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“唐蕃古道——八省区文物精展”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。本次展览共展出有关唐蕃古道的精品文物245件(组),其中一件陈列在非常显眼位置的文物引起了记者的兴趣,据省博物馆文化产业处副主任刘光煜介绍,这是“会川伯赵安免死铁券”,是省博物馆的一件“镇馆之宝”,也是全国极为少见的“丹书铁券”。

  什么是“丹书铁券”呢?原来就是在影视作品或民间故事中所说的“免死牌”或“免死金牌”。指的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、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,又称“丹书铁契”。

  省博这件铁券面质如新,薄厚均匀一致,周边齐整,镶嵌精细,券字金光灿然,书法遒劲,字口平整光洁,至今无一字残缺。该铁券颁发于明正统五年(1440年)弧长41厘米、直径26厘米、高22.5厘米。两面有错金文字,为楷体直书,正面20行,每行8至13字不等,共计218字。铁券薄厚均匀一致,周边齐正,镶嵌精细,制作精良,反映出明代高超的冶炼技术和镶嵌制作的工艺水平。

  据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介绍,会川伯赵安铁券是明英宗正统五年(1440年)赐予会川伯赵安的免死信物。全国像这样的铁券他知道的只有四件。一件存于是旅顺博物馆,一件存于国家博物馆,一件在青海档案局,最后一件就是省博存留的这一件,可谓是稀世珍宝。

  记者看到其正文到现在仍然清晰可见,该铁券详述了赵安功绩及褒奖赦封情况。

  那么我国从何时开始出现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呢?其实,颁授“丹书铁券”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。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,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,颁给元勋“丹书铁券”作为褒奖。刘邦建立汉王朝后,“命萧何次律令,韩信申军法,张苍定章程,叔孙通制礼仪;又与功臣剖符作誓,丹书、铁契、金匮、石室,藏于宗庙”。其中的“符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契”,即皇帝与功臣、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。“丹书、铁契、金匮、石室”,即以铁为契,以丹书之,将皇帝与功臣、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“铁券”上,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,以示郑重和保证“铁券”安全。然而,最早的“铁券”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,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。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,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。

  北魏时期,孝文帝经常为宗亲、近臣颁授铁券,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,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;隋唐以后,颁发“铁券”已成为常制,凡开国元勋、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“铁券”,连一些宠宦、宦官也有获得“铁券”的。而且,从隋代起,“铁券”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,故后世又将其称为“金书铁券”。唐代最著名的“钱镠铁券”,是乾宁四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,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也就是李永平提到的那一件。

  “丹书铁券”有了免死的权限,最晚在南北朝时期。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。从北魏至唐代,免死次数不断增加,唐代后期,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。宋代时,宋太祖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,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,为了安抚民心,下旨厚待柴氏子孙,赐柴氏“丹书铁券”,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。家喻户晓的小说《水浒传》中所描写的“小旋风”柴进家的“丹书铁券”,确实有其历史依据。到了明代,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,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“丹书铁券”的颁授对象,仅限于立有军功,被封为公、侯、伯的勋臣。明代金书铁券根据爵位的不同铁券大小不一,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,宽一尺六寸五分。

  洪武三年(1370年),朱元璋大封功臣。李善长、徐达、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、侯爵封号,并被赐予“金书铁券”。明成祖朱棣即位时,帮助他夺取皇位的“靖难”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。明末,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。与唐代的铁券相比,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。一是谋逆不宥,只宥其他死罪;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,子孙不免死。直到清代,“丹书铁券”制度方被废止。

  记者发现这件铁券呈瓦片形,且其他的铁券也呈现这种特殊的形状,但是问了很多专家多此都没有定论。我省史志专家邓明指出了一条思路。他说,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,为了防止假冒伪劣“铁券”往往还要被分割成两半,一半留于皇宫,另一半由被赐者保管。需要的时候,左右部分进行对接,如果二者相互吻合,即为正品;反之,则为赝品。铁券的形状很可能是因为要看是否契合所以才呈现为弧形。

  □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华静

  图片由省博物馆提供

  多甘肃热点资讯,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新浪甘肃官方微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