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如时光穿越到17世纪末的伦敦街头,当你走进一家咖啡店,你很可能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,因为那里面往往张贴着一张关于“茶之药效”的海报:中国茶叶,可医头痛、失眠、胆结石、倦怠、胃病、食欲不振、健忘症、坏血病、腹泻等,还能增进体力。

  茶叶具有这么多的神奇功效,并非完全是英国人的误解,绿茶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曾被视作一味药材。西周时期茶叶被用作祭品,及至春秋时期又被用作菜食。不知是否因为偶然发现茶叶具有解乏提神功能,此后渐被用作饮料。

 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陈慈玉在本书中研究了两个方面的问题,一是中外饮茶习俗的变迁,二是茶叶走出国门的历史轨迹。在陈慈玉看来,“饮茶文化是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,同时也是西方物质文化的表象”。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,喝茶代表“崇尚自然、幽趣的精神内涵”,象征着一种儒雅的生活情趣,所以茶在历史上曾长期与诗歌为伴。历史上中国喝茶风俗盛行之地,往往是物质生活相对富裕、知识较为普及的地带,比如江南地区。平民百姓并非滴茶不沾,他们也喝茶,不过喝茶对他们而言就是解渴解乏。

  相比之下,英国人的喝茶习惯明显带着西方物质主义的色彩。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将红茶习惯带入英国后,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开始在茶里加入牛奶和糖。糖在那个年代尚为贵重之物,“依赖进口的砂糖的价格可与银块相匹敌”,这显然符合上层社会“只买贵的”的奢侈消费习惯。

  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如同中国明清时代富人阶层跟风模仿官僚吃穿住用行的消费习惯,至而形成特有的奢侈消费之风,凯瑟琳皇后的饮茶习惯在英国社会显然起到了“带头模范作用”,尤其是为原来不怎么喝茶的女性树立了“新女性”典范。从这层意义上讲,茶叶在英国的深耕发展,是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进行中西结合改造的产物。

  英国下一轮饮茶风潮的再度掀起则是在18世纪中叶,主因是英国降低了茶税,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风起云涌,飞速发展的通信和航海技术被纷纷应用于远洋运输,运输成本持续下降。竞争越充分,商品成本和价格自然越低,茶叶的奢侈形象一落千丈,自然为大众化消费开启了方便之门。

  正是在竞争的强力驱动下,英国茶商开始不满意东印度公司垄断进口茶叶生意,也不满意单单从广州进口,不满意清廷的种种管制。当利益有了强权撑腰,鸦片于是涌入中国,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。鸦片战争确实进一步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,但同时也为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规则再添铁证。

  也正是上述无序的深入,才有英国“植物大盗”福钧的乘虚而入。此人不仅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,还揭露了当时中国茶商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“保鲜”的内幕。不知是因为当时这类现象确实普遍,还是国人根本没有危机公关意识,反正对福钧当年的揭露鲜见澄清者和批驳者。只是自此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上一落千丈,而由英国人盗走并在印度试制成功的茶叶则蒸蒸日上。

  论品相,中国茶明显比印度茶和日本茶好,但今天印度茶占据了英国市场,日本茶占据了美国市场。就此,陈慈玉一针见血地指出,“支配全球茶叶贸易的外国商人”成功激起三个产茶国间“发生激烈的竞争”。从这一视角看去,中国茶叶虽然历史上一度风靡,但操盘手并非中国人,过去不是,现在也不是,这正是今天中国茶叶欲重现昔日荣光最值得深思之处。

  更多甘肃热点资讯,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新浪甘肃官方微博